艺术家风采
于蓝:华彩人生90载

《在烈火中永生》剧照

  满头银丝、微佝的脊背、蹒跚的脚步以及一脸未语先笑的慈祥……不久前,老一代表演艺术家于蓝出现在河北“红色电影之夜”文艺晚会上。一眼望去,是一位再家常不过的老人。然而,电影《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新中国22大明星、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等光环又让这位耄耋老者光芒四射、熠熠生辉。而于蓝却实诚地说“江姐是真英雄,我是假英雄,我做不到江姐那么好,只是在生活中能用上很多从江姐那学来的做人的道理。我敬佩江姐,如果需要牺牲,我也能做到,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员”。提到膝盖和脊椎里的金属支架,于蓝称自己是钢铁战士,在“神马(什么)都是

  浮云”的今天,这位90岁的老人告诉我们,什么值得一生去热爱和追求。

  与党同龄 

  于蓝笑言,今年进入6月以来,自己听到最多的词就是“生日”,来自老同事、老街坊、老朋友的祝福天天都有,一波连着一波。

  1921年出生的她,与党同龄。

  于蓝的童年是在哈尔滨度过的。“九·一八”事变后她随家人逃到关内,先后在北平、天津读小学和中学。因亲历流亡之痛,早在少女时代就形成了坚强、刚毅的性格及对革命的激情和向往。1938年,17岁的她瞒着父母,先后两次从北京新街口附近家里秘密奔赴抗日前方。第一次被捕,于蓝遭受了日本人的鞭打;第二次才在平西斋堂成功投奔八路军,同年10月到达延安。“最痛恨日本鬼子,所以参加革命就特别坚决。”

  到延安后,旧友赵书凤的母亲将其姓名由于佩文改为于蓝,寓意未来一如蓝天般光明、灿烂。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被国民党重兵围困,书籍匮乏,但于蓝仍设法淘书、读书。“那时,戏剧专业书籍丰富多彩,给我很大影响和帮助,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关于情绪的记忆、注意力集中、想象交流等电影表演手法。”多年后,于蓝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延安是世界上最艰苦也是最快乐的地方!”到达延安的第二年,于蓝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于蓝清晰记得她入党时的情形——— 时间:1939年2月17日晚上;介绍人:丁汾、王珏;地点:延河边的一个窑洞里,点着油灯,墙上挂着一面鲜红的党旗,上方是马恩列斯的像,下方是用毛笔写的入党誓言……

  之前,组织找她谈话,打算吸收她为共产党员,但被她拒绝了。理由摆出了三条:“我当时觉得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还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另外,我出来好几年了,很想家,一直盘算着打败了日本鬼子就回家,做不到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还有就是怕铁的纪律。”在北京市西土城路附近简易的寓所里,于蓝扳着手指,悉数自己曾经的真实想法。

  经过组织的帮助与指导,于蓝改变了想法,在党旗下庄严紧握拳头,举起右手。“入党对我是个鼓舞,鼓舞我去学习,去战斗,去做一个真正的人。”

  初步舞台 

  在延安,于蓝先后在抗大和女子大学生活、工作、学习。出生在哈尔滨的她,因为口音不重,普通话说得不错,很快就被推荐到剧社成为一名演员。在舞台上的突出表现,又让其脱颖而出,组织上将其调到了鲁迅艺术文学院。

  于蓝回忆,实际上她当初的理想并不是走上舞台,而是想学习工程技术,将来建设铁路和桥梁。“后来渐渐地体会到,文艺工作也是一种宣传和战斗的工具,它可以唤醒民众进行抗日斗争。我感到演戏不是游戏,而是一个事业。我的老师熊塞声更是非常郑重地告诉我,表演可不是玩儿,这是一个战场,你就是要死在舞台上。我这时才真正懂得这个事业的重要性。”

  1945年9月,于蓝随东北干部团从延安到沈阳,入东北文工团一团,辗转于解放前夕的白山黑水间。1948年9月她首次参拍、主演了电影《白衣战士》。追忆起首次从话剧表演转向电影时,于蓝对自己的表现很不满意。她说,导演和我都是新手,拍摄的时候,摄像不断抱怨我眼睛睁得太大了、肩膀太薄、脖子又伸得太长了。整部电影,于蓝都自觉不自觉地运用了话剧的表演方式,“从头到尾的表演都很紧张,演的和看的人都很难受”。

  之后的于蓝开始痛下苦功。1951年,于蓝得到了参演电影《龙须沟》的机会,当时《龙须沟》已经有了话剧版,并且非常成功,于蓝必须设法走出别人的光环,创造属于自己的既刁蛮又贤惠的“程娘子”。为此她去观摩天桥一带老百姓的生活,观察卖大饼的小媳妇们说话的语气,去德胜门晓市上揣摩妇女数票子时的神态和用鸡毛掸子时的动作幅度……但怎样与自己塑造的角色挂钩,她还在摸索,还在捕捉。直到宿舍门房苏宝三的妻子苏嫂闯入了她的视线。苏嫂的胆气,苏嫂的口吻甚至苏嫂的小动作都成了一大段时间里于蓝观察和模仿的对象。现实生活的浸染加上敏锐的观察力和强烈的艺术感悟力,让于蓝对角色驾轻就熟。她以对生活的深厚积累和感悟,完成了“我的程娘子”的塑造。这个角色让人印象极其深刻。

  永远的“江姐” 

  于蓝家的客厅里,一幅写着“红梅”的遒劲书法格外引人注目,老人说,这是自己延安时期老战友的书赠。“红岩上红梅开”,在几代观众心中,于蓝就是红梅,于蓝就是江姐!影片《烈火中永生》里,江姐身着蓝旗袍、披着红围巾坦然走上刑场的形象,已经定格为永恒。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于蓝不仅是江姐这个角色的扮演者,她还是把小说推向银幕的发起者之一。1961年,住院检查身体的于蓝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小说《红岩》的连载。“在病房里我就读给室友听。我感觉自己和江姐一样,有着共同的革命经历。所不同的是,我看到了胜利,而江姐和她的战友们在胜利前夕、在黎明到来之际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这是最让我感动的地方!”

  可是,这部电影的拍摄本改编却用了整整两年时间。于蓝和导演张水华到重庆逐个采访了幸存的共产党人,宋曰勋整理成20万字的记录,于蓝至今仍珍藏着。“我们几个人整理了三稿,还是不满意。”《红岩》穿插了大量人物,在电影改编本中很难集中一条主线。“后来张水华和北影厂厂长汪洋努力说服夏衍来做编剧。”于蓝南下广东,见到夏衍,用了3天时间才将手中的材料汇报完,当时,夏衍忽然问了一句:“你们怎么不写江姐?”

  于蓝当时并不能理解夏衍的意图:“不是写了江姐的两场戏吗?”夏衍说:“江姐有丈夫、孩子,丈夫牺牲了,自己又被捕了,观众会关心她的命运的。”夏衍最终决定,突出江姐和许云峰两个人物作为主线,不到一周就写完了剧本。

  江姐出现在电影中的第一个镜头令人难忘——— 赵丹扮演的许云峰在重庆朝天门码头接江姐,走下轮船的江姐,身穿浅灰色大衣,脚穿高跟鞋,神情沉着,气质超凡,迥异于于蓝过去扮演的任何角色。“你演江姐,千万不可演成刘胡兰和赵一曼。”夏衍这句话,给了于蓝很大启发。“我这个江姐不同在哪里呢?首先,重庆是一个大城市,江姐的革命环境和刘胡兰、赵一曼不一样,她必须考虑在这个城市如何站住脚;第二,江姐是银行高级职员,当年她去学校做革命工作时,曾告诉女生毕业后到城市里必须买玻璃丝袜、必须化妆,她应该是一个城市职业妇女的形象;第三,江姐是一个很成熟的地下工作者,善思考,有头脑,所以,在码头上,就要开船时,看见自己的同志非常焦急地寻找她,她就装着没看见,她知道,那个地方一定是出事了……”“通过对小说《红岩》中大量幸存者的走访以及长时间的生活和表演积累,加上夏衍的点拨,自己从内到外都找到了江姐这个人物的表演依据,较自觉地体现了导演对塑造江姐的要求——— 温柔的女性,坚强的战士。”于蓝说。

   一生的爱情 

  说到自己一生的爱情,于蓝表达得含蓄却深情。爱人田方扮演的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政委让许多观众至今记忆犹新。于蓝比田方小10岁。于蓝来到延安的时候,田方早已经是个有名气的电影明星了,但却和所有人一样光着脚,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虽然昔日明星的光环不复存在,但在于蓝心里,这正是田方最吸引她的地方。

  提到与田方的相识,于蓝回忆说:“那时他已经是明星了,还能和我们在一起学习,我觉得这人不简单,对他有一种敬仰。”于蓝说,那时候自己年纪还小,从来没有动过结婚嫁人的念头。只不过有位老大姐牵线搭桥,将田方介绍给自己的一位同学认识,“后来那位老大姐又来找我,说自己搞错了,田方说他喜欢的人是我。”后来,在大家的撮合下,1940年,19岁的于蓝成了田方的新娘,一个革命家庭成立了。“那时候,革命就是幸福,再加上我们有着共同的信仰、追求和爱好。”

  谈到与田方的感情,于蓝说:“他对我是十分专一的,他为人宽宏大度,对我呵护有加。家里什么都不用我管,我就是在外面学习,有时长期不回家,他始终都很支持。”1974年田方不幸身患癌症,撇下了于蓝和孩子。从此多少的悲怆痛苦,于蓝都是独自一人承受。当被问到:“田方老师离开时您才53岁,当时就没想过再组建个家庭?”于蓝说:“我对田方的感情是忘不掉的,他对我那么好,我不能对不起他。”

   与儿童电影之缘 

  演技不俗的于蓝由于在一次劳动中不慎从房上摔下来,死里逃生的她嘴上缝了五针,导致面部神经麻痹抽搐。因为在《侦察兵》中看到了自己脸部的抽搐,于蓝决定忍痛息影。不过,她并没有真正离开电影事业。

  1981年6月,于蓝受命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并出任厂长。在为孩子们制造精神食粮的同时,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儿子田壮壮成为了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之一,接过接力棒的这位年轻导演继续着母亲的电影梦。

  于蓝和儿童电影有着一段不解之缘。1981年组织上决定成立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并委任于蓝当厂长。于蓝当时刚做完手术不久,身体还在恢复中,接到任命毅然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当中。她这样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我记得得知这个消息是在‘六一’前夕,刚好是过60岁生日的时候。按照现在的规定,60岁应该退休了,但党和人民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没有半点犹豫。”

  就这样,于蓝担负起了组建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的重任。白手起家,谈何容易。为了招兵买马,为了解决拍片经费不足和器材短缺问题,为了解决基建过程中的难题,于蓝四处奔走,一刻也不停歇。她右手无名指短了一截,就是那时的一次事故造成的。说起这事,于蓝总是轻描淡写:“儿影厂刚成立时特别困难,临时搭建的工棚,冬天没有暖气,门是用几根弹簧绷住的。也是我粗心大意,开门时‘啪’地一下手被门打了,再一看发现一截手指挂在门的铁把手上。当时大夫说手指可以接上,但需要住院,做多次手术。可当时刚建厂,那么多事等着我做,哪有时间啊!我想,反正我又不弹钢琴,手指头不要了,缝上伤口就回来工作了。”

  采访结束时,于蓝拿出自己的离休证。从1938年参加工作,到1998年离休,老人掐指一算,自己艺术工龄整整60年。“我就是在党的呵护下成长的,说实话党就像自己的父母一样。”说这话时,于蓝的眼中饱含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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